(中国国际新闻杂志社执行总编、中国财经杂志社执行总编罗蔼轩推荐)一个偶然的善举，往往能成就一个人的未来，一个偶然的事件，或许会影响一个时代。1972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延安山花》，使地处黄河岸边的一个偏远小县——延川，成为“全国群众文艺创作先进典型”。这本诗集，先后在国内外发行达28.8万册，在当时是一个奇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陕西日报》等报纸，均发表了分量很重的评介文章，我本人也因此备受关注。

一次省上召开全省创作会议，竟然安排我在柳青之前发言。那时，柳青刚刚从“牛棚”解放出来，还是个“半红红”。我向办会方提出要求，变更发言次序。答复是：议程是会议定的，不能改变。笫二天，我被宣布第一个登台发言。我首先将要求变更发言次序的事作了说明，然后说：“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要听著名老作家柳青先生的经验之谈，我能讲什么?今天我只讲一句话：向德高望重的著名老作家柳青学习!我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我一句话的发言，引来与会者的热烈掌声。这些殊荣跟《山花》有关，跟陕西人民出版社有关。应该说，我与陕西出版社有着久远的“山花”情缘。

1972版《延安山花》 1973年版《延安山花》

是的，诗集《延安山花》是我和路遥、闻频、白军民、陶正等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1970年以来共同编辑创作的一本诗歌集。诗集《延安山花》的出版，纯属偶然。原本，编这个集子的时候，我们只想“自己写，自己印，自己看”，根本没有想过公开出版发行。

1972年春节，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位叫“朱贤绍”的编辑到延川探亲。他的爱人赵文艺是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的医生，按照中央“备战备荒”调遣一批政治可靠、技术精湛的骨干医生到基层医院的战略铺排，来延川县医院工作。延川是个小县城，人与人的交往，与大城市相比显得亲切而频繁。一天下午，赵文艺领着朱贤绍到县革委会通讯组串门，闲谈间朱贤绍看到《延安山花》的油印本。那时的书名叫《工农兵定弦我唱歌》，是北京知青陶正刻印的。朱贤绍说：“让我拿回去向出版社领导汇报，争取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诗集《延安山花》最早的油印本

1972年春节，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朱贤绍来延川探亲见到《工农兵定弦我唱歌》油印稿非常高兴， 并将稿件带回出版社，同年5月出版。

(照片：左 朱贤绍，中 朱贤绍夫人赵文艺，右 曹谷溪)

刚过春节，我就接到出版社的电话：速到西安研究诗集的出版事宜。出版社安排诗人王平凡作这本诗集的责任编辑。他是一位水平高，责任心极强的诗歌编辑。刚刚一个星期就完成了初编，送审的全部程序。经过反复商定，将诗集定名为《延安山花》。1972年5月，纪念“延安文艺坐谈会”30周年前夕正式出版。我心怀感激的朱贤绍编辑因工作需要已调离西安，几十年再没有见面。

路遥曾感慨：“可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大陆上第一本有泥土气息、文学价值的诗歌集子，不能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日本国姬路独协大学教授安·本实先生，长期从事路遥及其作品研究，先后十次来中国采访。他回忆：“1973年，在日本大阪市的书店偶然见到一本诗集《延安山花》，那时，在日本国所能见到的只有八个样板戏和大批判文章。看到一本来自中国的诗集，非常高兴。从这本诗集上，他就知道了谷溪先生和路遥先生的名字。”现在，这本《延安山花》他送给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收藏。当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能将这本充满“泥土气息文学价值”的诗集出版，的确是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这本诗集的价值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延安山花》的成功，催生了《山花》文艺报的诞生。1972年9月，我跟路遥通过一个昼夜的奋战，一张16开4版、铅字印刷的文艺小报《山花》破土而出，正式面世。以此为起点，“山花”以她的顽强生命力，扎根在陕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围绕“山花”成长起来以路遥、史铁生、陶正、闻频、梅绍静、海波、厚夫、远村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家。据统计，截止目前，延川籍和从延川走出去的作家诗人，中国作协会员有十三人、省作协会员十九人，创作出版的各类文学作品集二百八十多部。“山花”所营造出的浓浓的文化氛围，被人们称为“山花现象”。《山花》创造了又一个奇迹。

《山花》文艺报 《山花》第20期 发表梅绍静的《兰珍子》

梅绍静叙事诗《兰珍子》两个版本

在这个过程中，我与陕西出版社多有来往。1973年，《山花》第20期发表了北京知青梅绍静以信天游形式创作的叙事长诗《兰珍子》选章，随后我将这部诗歌推荐给陕西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却因新换的责任编辑与作者在文体上的分歧，拖了近一年。梅绍静不得不长时间住在西安改稿，情绪十分低落。我与路遥一起去看她，她当着我们的面掉眼泪。我找到社长边春光，替梅绍静道委屈，边社长看我情绪激动，安顿我坐下说：“谷溪，你就坐在这儿不要动，我们现场办公。”他随即召集林理明、胡海、杨青、刘善继和王平凡等人到办公室，就诗集《兰珍子》“难产”的事请大家评说。问题解决了，这部诗集很快付印。叙事长诗《兰珍子》单行本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很大轰动。出版社这些前辈们的务实作风实在令人感动。

1973年谷溪与边春光在出版社合影 1973年谷溪与刘善继在出版社合影

如果说诗集《延安山花》点燃了写作者的文学梦想，那么后来的《山花》文艺报，应该是众多文学爱好者的铺路石、加油站。由于她立足本土，贴近生活，有着广泛的读者群体。特别是在创办初期的特殊年代，更是一份伴随人们共度艰难岁月的精神食粮。当年散落在延川各村的北京知青，更是《山花》的重要读者群体。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曾在陕北与当地农民共同生活过七个春秋的习近平总书记与上海代表曹可凡聊到《平凡的世界》在全国热播时说：“我和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曾进行过深入交谈。路遥和谷溪办《山花》的时候，还只写诗歌，不写小说。”足以说明当时的《山花》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以及发挥的巨大作用。

1972年5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林理明(左4)、《延安山花》责任编辑王平凡(左2)在杨家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旧址与师银笙、杨明春、刘阳河、高建群、王武直、曹谷溪等延安文艺工作者合影。

2018年12月23日至29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中国作家网承办的全国文学内刊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7家文学内刊的主编、编辑参加会议，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发表了《文学内刊，写作者温暖的启航之地》的文章。

陕西省延川《山花》主编高君琴(左一)在全国文学内刊工作座谈会

期间向作家网赠阅《山花》样刊。<图片来自作家网>

令我始料未及的是，这篇文章第一句，第一节就讲到谷溪与《山花》：“1972年，作家曹谷溪在陕西延川印出第一份小报《山花》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这朵小花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至今仍盛开在黄土地上，成为当地文化和文学的重要象征。40年来，她不仅推出了一批本土作家，而且形成了文学精神的传承。”回首往事，是《延安山花》出版所形成的气候环境，《山花》才得以适时绽放。

伟大的作品，离不开作家辛勤的劳动，但任何一位作家的成功必定离不开特定的土壤。作家的劳动体现在个人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刊物以及出版机构作为连接作品与读者的桥梁，很大程度上充当的是“做嫁衣”的角色，他们的劳动显得更为具体和平凡。但是，将任何一件平凡的工作当做一项恒久的事业，这项工作就会在恒久的过程中显现出其伟大的力量。

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建社70周年之际，不禁想起48年前因《延安山花》出版，我与陕西人民出版社结下的一段“山花”情缘。以此为文，以示纪念。

情缘已久，情缘依旧。

曹谷溪于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