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8艺术园区十年之路也是中国艺术园区发展的一个缩影，对于正在各地大兴土木的艺术园区，当下面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艺术从来不是经济发展策略制定者考虑的重点，但是，一个艺术区被蜂拥而至的时尚集团和高级百货公司所带来的高房租击垮，这要怪罪于商业化吗？

每天清晨上班高峰时段，北京798艺术园区门口的天桥上，一批批白领睁着惺忪的睡眼，手提塑料袋里装着的早饭，脸色漠然地涌入新近刚刚建成的电子城。电子城的拔地而起是2004年798这片土地的主管方急急火火卖地一次性收入的结果。如果，能够有个完整而长远的规划，也发展成艺术园区与现有的798艺术区毗邻，那么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可能远远高于卖地收入，且收入将是恒久的。

近日，位于798艺术园区内的亚洲艺术中心又因房租之争被物业方强行断电断水。

北京798艺术园区是个热门话题，中国当代艺术在此处历经十余年，798见证了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由“地下”或者“半地下”的状态，转入“地上”，又从“地上”，急吼吼一路不回头地向着商业化狂奔的过程。

目前被称为798艺术区的这片厂区，地处北京东北郊区，是原电子工业部所属706、707、718、751、797、798等6个厂的所辖范围。798厂的建造曾得到了前苏联的帮助，由民主德国设计，厂房属鲍豪斯样式的建筑。工厂在1951年建成，建国初期这个工厂用来生产军用的电子设备，曾是共和国的骄傲。从1950年代末到1964年，这个区域曾经叫做“718联合厂”，全称为“国营北京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整个厂区至今还留有工业时代的大车床、通风管道、控线板以及下水道。

2002年，陆续有艺术家到此安营扎寨，此后三年，成为798的黄金时代，时至2008年北京奥运成功举办，经济危机相继而来，有画廊和艺术家承受不了逐年高涨的房租而撤离家园，换来更庞大更擅长于商业运作的艺术机构，以及餐饮业的日渐兴盛，不断地有疑问在798上空云集：798，是谁的呢？

人们常常拿西方艺术园区的兴衰与798相提并论，但是，纵观西方几个著名艺术区从诞生、繁荣，再到衰败、死亡，经历的时间至少是798的2-3倍，且距离当下的时代越远的艺术区，越能成就经典与传奇，而距离当下越近的艺术区，越多遗憾与不当。然而，西方艺术区的历史至少有两点我们目前无法企及，一是他们的消亡无法怪罪于外部的“拆迁”；二是西方的艺术区没有死于政府控制的压力。

798的各方利益纠葛，也是今天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艺术不是经济发展策略制定者考虑的重点，但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拥有很大的文化包容性以及丰富的生态，一个艺术区还没来得及从艺术家的自发聚集到进入其的黄金时代，就已经被蜂拥而至的时尚集团和高级百货公司所带来的高房租击垮，这一切都要怪罪于商业化对艺术区的侵蚀越来越快吗？

回望世界上几个著名的艺术区：法国巴黎的蒙马特高地与蒙巴纳斯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艺术流派的变迁；纽约的格林尼治村死于抽象表现主义与波普艺术；北京的圆明园艺术家村死于意识形态；纽约苏荷区死于时尚化和旅游消费化；承接苏荷区衣钵的切尔西画廊区正在死亡倒计时当中……而衡量一个艺术区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还活着或者活了多久，而是看它曾经发生过什么，在艺术史上留下了什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798艺术区的存在，哪怕以比切尔西更快的速度被旺盛的旅游者吞噬、在商业化的逼迫下节节败退，它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史都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798回溯：“破烂”里寻找价值

2000年，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的隋建国和美院同事于凡在当时的国营706厂（现为北京798艺术区一部分）租用了一个80平方米的工作室。同年12月，由原来700、706、707、718、797、798代号的国营工厂重组为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大量闲置、破旧不堪的厂房对外出租。

2002年2月，美国人罗伯特（RobertBernell)租下了120平方米的回民食堂开始创办国内第一家专营现代艺术图书的书店——Timezone8（东八时区）和中国当代艺术网站，网站经营不善，于是把空余出来的平房分租给其他很多别的艺术家。同年3月，刚从日本回国的艺术家黄锐租用了一个大车间，并很快将日本东京画廊引进到自己工作室旁边的一个400平方米的车间，成立了B.T.A.P.“东京艺术工程”，使之成为最早入驻798的画廊机构。冯博一在东京艺术工程里策划了第一个展览，名为“北京浮世绘”，以城市变迁为题材，反思后现代主义式的消费时尚文化在这个时代的困境与荒谬。被“北京浮世绘”吸引到场的艺术家，他们的目所能及之处都是空置的厂房。

同年8月，徐勇主持的时态空间进驻798，这个遭到抛弃的军工厂里到处都堆积着没主的破烂，任尘土遮蔽掉其原来的模样，墙壁斑驳得分不清颜色，随处可见无处知晓用途的零件，几十年没有擦洗的厂房难以找到一块完整的窗户。

那段时间798仍处于默默无闻的阶段，徐勇呼朋唤友，但这些朋和友看了798的状态之后却没有人愿意与之同往，“一是当时与艺术家的收益相比，798的租金比较贵，二是这个地方还很偏僻，大家对于798看不见的未来抱有什么希望，觉得它根本发展不起来。”徐勇对《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编辑回忆当年情况。

那时，798工厂尚未完全停工，艺术家工作室的一旁还在加工机器零件，成天有机器的轰鸣声作伴，穿着油腻腻工作服的工人满处在空间里转悠。如此的“破”却特别符合徐勇对于艺术环境的期望，他让陪同人员打开了所有能出租的房间，一口气都租了下来。

“别看这些厂房那么破烂，都是中国人文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胡同是北京城700多年历史的一部分，798又是建设新中国的工业化历史见证。在当时的规划中，这些厂房最迟将于2005年就要全部拆除，且详规都已可见。哪里有什么样的高楼拔地而起甚至都有了模型。所以我的租房合同也只签了三年，明确三年之后厂房要拆，你们都得搬出去，但我们没去多管这些。”徐勇说。

“再造798”，一语成谶

2003年，798首次对外公开的大规模艺术活动“再造798”开幕。十年前，能够广而告之的当代艺术活动如此稀少，只要稍有风吹草动，获知点消息，人们便纷纷前往。2003年，时处非典时期，尚有三四千人到场，令“再造798”成为北京有史以来最多人参加的一次公开的艺术活动， 见诸国外众多媒体。

“在‘再造798’之前，中国的当代艺术还处于地下半地下状态，做什么活动有关方面还会随时取消。”作为活动策划者之一，徐勇对当时的氛围不乏怀念与留恋，记忆中每一个细节都能在言语中回构得如此清晰，“2001年北京刚刚成功申办奥运会，到2002年很多文化政策新闻政策有所松动，尽管798的活动还会引起某些方面的关注，但不会遭到太大干预。按常理，确实突破了当时的很多底线，比如说那么大的展览，是需要报区文化部门或者市文化部门去审核的，但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再造798”展览过程中，宋庄的艺术家也来“凑份子”。大家都觉得“反正在这个活动里不管主办方邀请我或者没有邀请我，反正我来现场做活动，展示一些作品，未尝不可。”时态空间门口有一幢20多米高的楼房，从楼房顶上悬下一块特别大的喷绘的摄影作品是三个呈一字排开的裸体男女，两个男人中间站着女人，三具活生生的肉体就那么勾肩搭背坦然地直面来往的观者，摄影作品名为《水稻切割》。这个作品一下子令大众哗然。

艺术家张小涛还在展览上做了一个装置作品：笼子上一块布悬下，里面放了几只捆起来的鸭子和鸡。一下子很多人无法接受这个作品，“你怎么能把鸡鸭捆扎在一起？！”当场就有个老外把鸭子提出来，解开了鸭子身上的绳子。策展人邱志杰立刻就急了，当众指责他。很多在场的摄像机镜头就都跟过来拍摄，明眼人可以发现其中的表演性质。

艺术家们觉得发生的一切很正常，也很好笑，但是工人们却受不了了，有人开始出言不逊，并逐级向上汇报。随后，艺术家们就受到了来自厂方的警告，必须把摄影作品摘下来，原因——“淫乱”。于是，艺术家们拿刀子把图片上两男一女的生殖器部分挖去，照片上几个黑漆漆的窟窿也成为艺术作品的一部分，从展览开始展到最后。

“再造798”仿佛一个预言，一语成谶，798自此“被发现”了，陆陆续续有画廊进驻，有艺术家工作室搬入798，到2003年，就有了长征空间等入驻。

徐勇的回忆中，那时候特别有意思，后来徐勇还策划过一个“蓝天不设防”的展览，用艺术的方式对抗当时的非典环境，艺术家买了许多风筝，发放给市民，是第一次用艺术的方式对抗公共灾害。

“现在不是798养艺术家的时候”

作为最早一批入驻798艺术园区的艺术家之一，尽管苍鑫早在2008年就从798退出——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园区内非专业的参观人流实在过于凶猛，二是因为当初租下的798里的空间太过狭小，对于做行为艺术的苍鑫而言需要寻找更大更便宜的地方，但是苍鑫的言语中对798的情感中依然充满了矛盾：“首先我们在这里生活过，对这里肯定是有感情的，而且有很多机构、朋友都是我们介绍进去的，当时大家感情十分融洽，相对比较纯净，没有现在那么鱼龙混杂。现在进来都是小摊小贩，来参观的大部分人都是学生、旅游者。当时我们艺术家自发聚集的时候动机很纯净，吸引了美国时代周刊等等国外媒体前来 ，那会儿很多人是拿着报纸来的，都是很专业的人士。现在可不行了，中国人没有这个阅读美术的规则教育，很多人去摸艺术品，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必须有人一直盯着参观人群。”

现在苍鑫的眼中，798还能算作一个展示当代艺术的据点，因为，在北京，能够集中展示当代艺术的美术机构，除了798园区那几家之外，今日美术馆尚可以算得上，而中国美术馆内基本没有中国当代艺术的立足之地，主要展示的是“花鸟鱼虫”等传统群众喜闻乐见的项目。

798管委会主任张国华原先在朝阳区文化局，见证了798艺术园区的每一步发展变迁，他对于《艺术评论》编辑和许多常常出没于798的艺术爱好者如今在“咖啡馆餐馆堆里找画廊”的观察并不认可，“园区里的画廊根本没有减少，也没有增加”，他说，“餐饮小饭店基本也不允许增加，佩斯、香港当代艺术馆、林冠艺术中心，都在！去年有人卖冰淇淋，都给轰出去了，人家投资了五六万块钱的机器呢。你觉得餐厅咖啡馆多了，可能是因为餐饮方面开得比原先正规了，原先小，不起眼。实际数量并没有增加。”原来曾经有一家联合画廊试图改卖房地产，被管委会强令撤去，“798是一个那么多艺术家进行创作的环境平台，怎么能卖房地产呢？798里有一个准入制度，否则麦当劳肯德基进来岂不是更挣钱？大品牌进来也更挣钱。”

前几年，空白空间离开，去年，房方的星空间撤出798。张国华所知道的大概就这么几家，但是很多艺术家的离开他也心知肚明，“那么多乌泱乌泱的人来参观，让艺术家怎么安心创作？现在还有孙原、彭禹、赵半狄、刘小东、喻红等20多位艺术家留在798。798成为展览展示当代艺术的空间，而不是因为哪个艺术家在这里，艺术家的名牌效应已经丧失。现在不是798养艺术家的时候了。”

过度消费，谁为未来负责？

七星集团是2001年798国企转型以后形成的一个物业公司，来统一监管798艺术区。798艺术园区有三方利益角逐，一方是管委会即政府，他们并不想通过这个地方营利，798声名远播所带来的效益，远在税收之上。另一方是798厂主物业，即厂房拥有者。第三方才是艺术家群体，而第三方相比较前两者，显然，只能屈居为“弱势群体”。

原来位于798的二号路上的四面空间呈东西向，在唐人画廊的对面，798创意广场的旁边，园区的地理位置绝对属于“黄金地段”，其主持人苏丹同时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在苏丹的计划中，四面空间基本上是免费提供给有学术价值的艺术活动。像这样的艺术空间如今在798已寥若晨星，显然不再是主体性的存在，现在，为了能够跟得上快步上涨的房租，剩下的大多数画廊和艺术机构可能还是以经济利益为首要目的的“卖场”。

尽管四面空间进驻798园区10年有余，依然被上涨无上限的房租逼迫，面临被随心所欲地发配到另一个破烂不堪、完全没有装修过的空间一切重新开始，所以，“卷铺盖走人”是其必然的命运。整个过程有过争取，有过谈判，结果依然无法改变——酸楚的告别，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编辑采访的当天，恰好是苏丹与798管委会谈判未果的那天，他的言语中不乏悲壮与忧虑：“现在一方面中国倡导国家文化要走向世界，但从现实来看，我们对文化产业运行的规律和规则，几乎是一无所知。”

798最黄金的时期是2003年到2005年，因为园区特殊的条件，它为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块沃土。2005年开始，敏感的资本就嗅到了其中的利益所在。苏丹觉得，物业管理方从来不用公平、平等的方式去对待艺术机构、艺术家，“非常粗暴地像对待难民、集中营里的俘虏一样对待艺术家群体和机构，因为物业管理方是这个地方的主人，因此他们要比一般的商业规则要更苛刻、更残暴、更血腥。”

去年，苏丹做了一个提案交给北京市政府，提案中提出——北京市投入了这么大的预算来扶持文化产业，应该扶持那些非营利的民间艺术机构。苏丹解释：“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希望，体现了我们的一种自觉。”今年，他针对这个情况又做了一个提案：要求北京市政府关注798出现的不良现象，“北京作为中国艺术家最多、最集中的城市，各方面都很集中，高枕无忧，危机感实际上是存在的。在后现代的文化伦理里面，即使占尽了优势，也要善待共生的群体。国家、社会、个人，还有一些小的机构，他们是共生的一个关系，总要互相帮扶。艺术社区，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要为里面所有的东西提供一种庇护，这种庇护可能是制度上的、经济上的，可能是态度上的。”

从这一点上来看，798在生态系统上能够起到的庇护作用是欠缺的。所以今天看到的798，是大众文化里面对艺术社区一种理解，一种扁平化的表现——觉得这个地方能看到奇异的现象，那就是艺术。

798管委会主任张国华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编辑采访时反复强调，“希望798在功能性方面能够有所提高。”何谓功能性？即国际文化艺术交流要上个台阶，文化艺术交易要成为其中的一个方面，公认的最好的艺术品要在这里展示。“798功能性的提高就是要打造最大的交易市场、拍卖市场。如果798保持原状，它只不过产生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但所谓的话语权并不能够创造直接的效益和税收，而任何一个国家和公司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更看重的是效益。艺术家机构本身也是通过推荐作品产生效益，离不开效益。画廊经营上，艺术品交易也不开发票，国家基本上拿不到什么税收，那798的存在有什么意义？”

上级主管部门对于798的税收每年都有增长要求，而目前的798除了出租房屋没有别的经济增长点，于是798物业方就只能涨房租，“吃的都是‘瓦片经济’，谁都离不开这个。可一再涨房租，会把艺术家都给挤跑的。我也只能协调。”798管委会在几方利益纠葛中似乎只能无奈地起到一个协调作用，“引导798的功能性提高”，而对于房租的一再水涨船高却无能为力。“市场经济规律决定房租的高低。”张国华说，“798现在创造的只是影响力，没有创造GDP，怎么能把影响力变成GDP，是我们有关部门应该做的工作。”

但是，798的资源开发就像开发富矿，开发之初需要慢慢地开采，建设好基础设施，可是798的所作所为，让人想起来电影《让子弹飞》里的台词：“今后九十年的税都收光了”，没人对未来负责。

来自艺术圈内部的崩溃

2006年2008年艺术市场兴起，不仅仅是798园区里，中国当代艺术品价格都卖得奇高，销售机会比较多，很多依托798的艺术家发了财，于是相应的798内房价也节节上升，炒到了一平方米每天7-8块，甚至10块。

从艺术家自身的创作来看，艺术家的生活可以潦倒、叛逆、不羁，但是必须谨守一条底线，即把自身的艺术家身份与工匠有所区分——艺术家从事研究与探索，在前进中他们没有现成的道路，为了达到目标，他们必须探索。而工匠和手艺人，他们的目标明确，达到目标的道路是现成的，就摆在面前。如果艺术家们为了满足市场与资本的需求，一再重复自己的成功作品，一再重复同样的符号，一再重蹈旧路。那么一个艺术圈就会从内部腐朽，无需强拆和驱逐，艺术区已然内部崩溃。

对艺术家艺术作品的认同，其实是对其价值观的认同。如果其创作环境已经变了，一个百万千万富翁依然再重复多年前的概念内核，如何让观者再来认同所创造出的价值呢？徐勇说：“大家能够认同F4，是因为大家认同那段时间的艺术思潮，综合感觉。社会学的意义远远大于艺术家运用的形式语言、技术的意义。那时候的创作状态和生活状态是一致的，所以在作品中大家看到的概念结构情感结构都是真实相吻合的。但是现在，他们的生活状态已经完全变化了，许多工作都是别人在代笔，那么这就是虚假的，不光是语言的重复，连情感结构都是假的，继续复制除了商业炒作，剩下的就是无能。”

2008年前，中国概念在全球特别强势，中国资源还是比较廉价的资源，萨奇、希克都买了不少中国廉价艺术品，但全球金融危机一过，他们立刻就抛，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前面所述的概念直线下滑，并开始衰败。作为金融衍生工具的艺术品也遭到抛售，抛售的方式不一样，2009年萨奇的伦敦新画廊首展是以“革命在继续”为题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展完之后的一大动作便是抛售。尤伦斯夫妇也是在2009年准备撤出中国，苦于没有找到下家始终无法脱开手。2009年，798过渡到彻底商业化，很多画廊艺术家撤出，物业拼命抬价。同时，798处于无序化发展状态，除了房价的节节攀升，商业的泛滥以外，798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还有许多无法摆上台面的暗箱操作，包括二房东的问题、把房子租给自己人等等。

对798物业方而言，他们的诉求都是商业利益，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对于艺术的良性发展漠不关心。798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发展困境是，资源土地都是属于798物业，管理权也属于798物业。而在西方，这两者是分开的，如是作为，便不会以利益最大化放到最优先的位置上。

在798管理者的话语中，798的艺术家与艺术机构都扫入“不良租户”，因为每次涨房租总会引起这些人的反弹，且这些人的背后没有大资金大机构的支持，于是这些798原始的创造者被视作眼中钉。除了悦美术馆、万寿台这样的大型美术机构背后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其他形式的美术机构或者个人艺术家以后再驻留798似乎已经不复再有最初的意义。

再过十年，798艺术园区也许就将在房地产和旅游项目商业运作中消失不见，它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进程当中的意义，并不仅仅囿于艺术创造的本身。在798兴起之前，中国当代艺术处于一个半地下的状态，798艺术园区是中国当代艺术对于公众社会启蒙教育的一个平台，在此地，中国当代艺术媒体化，公共化、合法化，且既成事实。在798里，让公众看到当代艺术在现代社会中对人的思想意识开放的意义，它的开放度，也是中国北京对于文化意识形态的一个标杆，但是，到今天，798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合法化的最初使命已然结束。在基金会制度建立的遥遥无期，产权没有私有化的情况下等等顶层制度没有设计出台之前，只能彻底旅游区化也许就是798的未来图景——画廊劣胜优汰，只要有钱就都能进驻798艺术园区，画廊内部餐饮礼品店化……在未来，798就会像门口的电子城一样成为房地产巨头一掷千金的豪赌之处。

又到了一天清晨上班的高峰时段，在798艺术园区门口的天桥上，一批批白领睁着惺忪的睡眼，手提着塑料袋里装着的早饭，脸色漠然地涌入与798毗邻的刚建成的电子城，在年轻而富有朝气的“邻居”的注目下，798迎来了新的一天，那是它在已然丧失了进取的活力之后的余生的又一天。